一、加工订货的斗争
　　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上海解放之后，党分配我去协助曾山同志搞接管工作;同时，处理在接管中与资本家有争议的问题。大约在那一年夏末，陈毅、曾山同志要我兼管市场和私营工商业的工作，因为那时负责工商行政管理的石瑛同志跟着部队到福建去了。
　　对市场的管理，主要是打击、取缔投机活动。经过几次较量，投机家的活动被压下去了;而收购和加工订货的工作，则越来越重要、越复杂。上海轻工业的名牌货相当多，西北、西南各地都来上海购货。国营百货公司更要控制货源，而资本家不干。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就在收购和加工订货中尖锐地表现出来了。
　　一九五○年国家实行财经统一之后，通过抓紧税收与发行公债，由国民党反动派所制造而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一下子解决了。但是，由于恶性通货膨胀所形成的虚假繁荣，也忽然破灭了。商品的销路突然下降，许多资本家由于商品卖不出去，无钱发工人的工资，都在大声叫苦。陈云同志负责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向中央建议召开八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我以上海工商局长的资格，参加了这个会议。陈云同志在党组会议上，指示我要把上海工商业的困难情况如实说出，以免在政治上陷于被动。那次参加会议的并不仅是八大城市的工商局长，而且有代表资产阶级的高级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周叔弢等人。大家畅所欲言，滔滔不绝。但总括起来，不外是“商品卖不出去，怎么办?”这么一句话。会议开了半个月，陈云同志焦心考虑，在向中央汇报之后，在总结会议上科学地分析了当时情况，并宣布：调整工商业，扩大加工订货。消息一经传到上海，资本家喜出望外，奔走相告。这样，上海的加工订货的工作，就顺利地在扩大了。
　　但是到下半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由于抗美援朝需要许多军需物资，同时还由于土地改革后广大农民对工业日用品需要量的增加，国内市场，顿然活跃起来。资本家就改变了态度，不愿再接受加工订货，或者不按合同完成任务，宁愿按合同的规定罚款，而把商品拿到市场上去卖高价。在上半年，资本家感谢国家给他们的加工订货，到下半年，资本家却认为加工订货是一根捆住他们手足的绳子了，因而千方百计要脱去这根绳子。斗争怎能不日趋尖锐呢?直到“五反”运动之后，资本家才低头接受加工订货。一九五二年，全国各大城市接受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私营工业企业(包括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产值，占当地私营工业产品总值的比重，上海为百分之五十八，武汉为百分之六十五点五，西安为百分之七十点三，杭州为百分之六十三点七。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这里，上海的加工订货的百分比，虽然不大，但是，在绝对数上，上海的加工订货总额，是全国之冠。
　　加工订货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但是当我在上海工作时候，并没有明确地把它提高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去认识;当时，我的认识只是支持国营商业，掌握货源，保证军需和民用的需要。
　　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提出
　　一九五二年冬，我调到中央统战部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当时称私营企业局，次年初才改为此名称)工作。统战部是不搞具体经济业务的;而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业务相当多，其中处理加工订货的问题，在整个工商局的业务中，占着相当大的比重。
　　一九五三年春，李维汉同志带领一个调查组到武汉、上海、南京和济南等地，对私营工商业进行调查。回来后向中央提出两个报告：一个是如何处理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另一个是如何处理劳资关系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同志首先听取调查组的汇报。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和其他副部长都参加了。记得那天下午的汇报，突出了加工订货的问题。调查组的同志指出，各个部门需要时就向资本家加工订货，不需要时就拉倒;有的资本家形容说，“来时急如星火，去时无影无踪”。另外，还谈到工缴费、税收等标准也不统一的问题。李维汉同志提出，这些问题有必要提到党的统一领导上来解决。
　　这次调查的结果，不仅发觉了加工订货中存在的问题，而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也有所突破。李维汉同志提出，收购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中级形式;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形式。
　　同年夏天，中央政治局开了好几次会议，讨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问题。出席会议的领导同志，都同意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逐步把资本主义工商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并认为收购在当时已经日益缩小，不必再列为一个形式。这样，国家资本主义就只包括低级形式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两种形式了。周恩来同志和陈云同志在讨论中提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不应限于加工订货，而应逐步扩大为公私合营。毛泽东同志在讨论过程中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出这个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认为，要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要有一个机关来统一负责。陈云同志认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业务太多，如要负担对资改造的工作，恐怕搞不好。讨论结果，决定由中央统战部来管理此事，由李维汉同志兼任中财委副主任。中财委下面设立第六办公室，由许涤新任办公室主任;沙千里、孙起孟、郑新如三同志任副主任。次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中财委第六办公室改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由李维汉任主任;许涤新和孙起孟任副主任;大约一年之后，张执一也参加了“八办”，任副主任。
　　中央决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时，大家都同意，只有高岗反对。在几次政治局会议上他一言不发。毛主席要李维汉找高谈谈。散会后，李问高有何意见。高说：“你读过斯大林的《论反对派》没有?”李说：“读过。”高立即用尖苛的语调说：“布哈林不也是主张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吗?”
　　会上的另一个分歧点，是要把资本家改造成为什么人。李维汉同志提出，把资本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民;林伯渠同志不同意。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要把资本家改造成为工人，否则，改造成为什么人呢?难道改造成为地主吗?不能。难道改造成为农民吗?也不能。只能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工人。
　　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定由李维汉给中央起草一个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具有政策性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提法，原是“关于利用、限制、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报告”(“改组”的提法是根据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经济改组”而来的)。在政治局讨论时，胡乔木同志提出，把“改组”改为“改造”更为确切、更为科学些。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都同意胡的意见，于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的提法，就这样定下来了。
　　在提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同时，李维汉同志提出“双重改造”。那就是不仅要把资本主义工商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工商企业;而且要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政策上，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
　　三、从“吃苹果”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中财委“六办”的主要任务，就是有计划地扩大公私合营企业。在解放初期，我们没收了属于官僚资本的全部企业。但是还有一部分企业，既有民族资本也有官僚资本，对于这种企业，由于没收了官僚资本而保存民族资本的私股，这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公私合营企业(据全国当时六百九十五户公私合营的企业材料统计，其中没收官僚资本的公股占百分之五十三，没收反革命分子财产的公股占百分之九点一八，公股共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一八)。但是其他纯民族资本企业，则不存在可以没收的官僚资本，因而，要扩展公私合营企业，要把民族资本企业变成公私合营企业，国家必须对民族资本的企业投入适当的资金。为了这件事，李维汉同志同我一道去找过邓小平同志。那时，小平同志兼任政务院的财政部长。小平同志很干脆，他说“‘六办’要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多少钱?”维汉同志说：“要使民族资本企业变成公私合营企业的投资，并不需要大量资金，因而‘六办’也不需要财政部拨出巨款。但到底需要几个亿，现在也算不出来。”小平同志笑着说道：“就拨五个亿吧，不够，再拨;用不完，归还财政部，反正‘六办’的钱是存在人民银行的。”这样，中财委“六办”就掌握了一笔进行合营的必要的资金了。
　　中财委“六办”成立之初，在李维汉同志领导之下，起草了一个《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这个文件是经陈云同志研究之后送中共中央，中央于一九五四年三月四日批准的。在这个文件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就是“稳步前进，依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条件、供产销平衡的可能、干部和资金的准备以及资本家的自愿，合营一批较重要的较大的企业，并把它们办好。”这就是当时简称的“需要、可能与自愿”的原则。
　　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对我们来说，是一项缺乏经验的工作。因此必须进行调查研究，摸摸私营工业企业的底子。经陈云同志同意，一九五四年春，由中财委“六办”带头，轻工业部、重工业部、交通部和商业部各派干部参加，组成一个约二百人的调查小组。由许涤新任组长，沙千里任副组长，到上海去调查。调查组在上海大约住了半年，把几个重要行业，基本上摸清楚了。在调查过程中，已经发觉一个行业的大企业实现公私合营后，小企业在加工订货上很难得到任务的矛盾。但，我那时只忙于整理调查所得的材料，没有及时把这个矛盾，向陈云和李维汉两同志报告。直到现在，我还在责备自己在政治上的不敏感，不负责!
　　当时把大企业实现公私合营称为“吃苹果”;而把余下的小企业的合营称为“吃葡萄”。各地党委对于“吃苹果”是做了不少准备工作的，主要是开办干部训练班，把企业中的秘密党员和工会干部都找来训练。合营一个厂要好几个月，工作做得相当细，把准备合营的工厂的机器设备、资金、原材料，甚至桌子、板凳，都调查得清清楚楚。一九五四年搞了一年，全国私营企业实现公私合营的，只有二千多家，加上解放初期由于没收官僚资本而变成公私合营的一千家，全国公私合营企业共有三千多家。
　　进行“吃苹果”的工作，不是没有矛盾的。首先是大资本家不干。上海有一个大资本家说：“我的十几家工厂都是我的伯父和父亲挣得来的。我欠国家的钱，可以拿出一个厂来抵偿国家的债务，但若要我把所有纱厂和面粉厂都拿出来公私合营，死后怎样去见伯父和父亲?”但是，后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的高潮冲击之下，他也就没法再坚持他原来的主张了。其次，我们有一些同志认为，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加工订货，对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是有利的;留少数几个大厂继续搞加工订货，在国际上有较好的作用。潘汉年同志就是这种主张的。一九五四年秋，有一天下午他从上海给我打长途电话，详细地说明上述意见。我告诉他，按已定计划扩展公私合营，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把“苹果”和“葡萄”都吃完。他说：“事实上，公私合营的计划是先要把苹果吃光的，矛盾不少。”他希望我把他的意见反映给中央。再其次，就是先“吃苹果”后“吃葡萄”之间在加工订货上的矛盾。这一点，上面已经提到了。
　　一九五四年冬天，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召开了扩展公私合营会议，讨论一九五五年全国合营计划。那时，李维汉同志因耳癌到莫斯科治疗，周总理指定陈毅同志兼管“八办”工作，遇到大问题仍向陈云同志请示。各地参加会议的同志，一到北京，就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吃苹果”和“吃葡萄”的问题。他们说：“现在光‘吃苹果’不‘吃葡萄’，把一大堆‘小葡萄’、‘烂葡萄’，甩给地方。地方没有财力给它们加工订货的任务，资本家发不出工资，推动工人到党委请愿怎么办?”吵得一塌糊涂。我同起孟两人首当其冲。我们去找陈总，陈总说：“‘葡萄’也是可以吃的嘛!何必吵得那么厉害。你们找各有关派负责人来听听地方意见。”费好大力量，总算把有关的部长或副部长请来了。他们了解了问题之后，也没有说什么话;只有黎玉同志说得相当尖锐，他说：“‘葡萄’是酸的，俺不吃。”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有不少同志认为办国营企业才是搞社会主义经济;什么加工订货，什么公私合营，都是邪门歪道，都是在搞资本主义。甚至把我称为“资方代理人”。实在使人啼笑皆非。那一段时间，陈毅同志兼任外交部长，外事活动很忙，我们只好直接去找陈云同志。他听了汇报之后大笑起来说：“你们的这个扩展公私合营会议，实质就是国家计委要召开的计划会议。应该在计划会议开过后再开这个会议，就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你们不弄清楚就来抢先，却抢出麻烦来了，是不是?现在，只好把计划会议的这一部分内容，放在你们这个会议上解决了。”陈云同志在国务院会议上，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个问题。我也出席了国务院的这次会议(当时各办的主任或副主任都要出席国务院会议)。周总理笑着对我说：“你们现在真是骑虎难下了，只好请陈云同志给你们解围。”隔了几天，总理又召开国务院常委会，由陈云同志提出处理“吃苹果”和“吃葡萄”问题的意见。陈云同志在分析了工业生产中的矛盾之后，提出了“通过逐行逐业分配原料、分配任务、计算设备能力、安排生产计划等办法，来进行逐行逐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中央工业部门必须把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工业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搞五年计划时将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潜力充分估计进去”。这就是当时著名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陈云同志并且指出“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只顾国营，不管私营的倾向;另一种是私营工业自己不想办法，坐待国家给办法的倾向”。周总理同意陈云同志提出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并且指出：中国的工人阶级只有一个。国营企业中的工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工人以及私营企业中的工人，他们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决不能把工人阶级分成几个待遇不同的部分。国营工厂的工人有生产任务，公私合营工厂的工人有生产任务，为什么私营工厂的工人得不到任务呢?会后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毛泽东同志听后笑着说：“对，不看僧面要看佛面啊!”几天之后，陈云同志在“八办”召开的扩展公私合营计划会上，作了《解决私营工业生产中的困难》的报告。拖了两个月的扩展公私合营会议，到此时才宣告结束。经过这次会议，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顺利地展开了。
　　四、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湖的到来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全国各地出现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七月间，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召开了扩大的中执委会议。有一天，毛主席的秘书通知我到中南海去。主席问我：“资本家在开会吗?”我说：“是，他们正在开会。”主席又问：“资本家头头都出席吗?”我说：“差不多都来了。”主席告诉我：“明天下午约他们的头头到中南海来见面。”
　　第二天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陈叔通(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盛丕华、李烛尘、周叔弢、胡厥文、荣毅仁、胡子昂和郭逮活几个人。在陈叔通简单地汇报了全国工商联的会议情况之后，毛主席就和风细语地对他们说：现在农业合作化的浪头正在席卷全国。工商界面对这种情况，一定是心中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的。为什么，因为你们现在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时在坐的除资本家代表人物外，还有恩来、少奇、陈云、陆定一几个领导同志和统战部的徐冰、平杰三和我。散会后周总理向主席建议再谈一次，参加的资本家的人数要增加，这样可以扩大影响。毛主席同意周总理的意见。
　　两天之后，把各地来京参加全国工商联扩大会议的一百多名资本家，都邀到怀仁堂来座谈。毛主席又把上次的内容，更生动地讲了一次。那时，李维汉同志早已回到北京，住北京医院继续治疗。颐年堂那次座谈会，我们没有通知他，事后我们即向他作了汇报。怀仁堂的会，我们为了他的健康也没通知他，但他却偷偷从医院出来，不声不响地坐在后排听了毛主席的讲话。
　　在毛主席同资本家代表谈了两次之后，陈云和陈毅两同志也先后在全国工商联扩大会议上作了报告。陈毅同志的报告，主要是推动资本家接受改造，陈云同志的报告，除了分析经济形势的发展之外，还提出两点：(一)为了解决“吃苹果”与“吃葡萄”的矛盾，今后公私合营将有计划地按全行业进行;(二)在利润的分配上，从“四马分肥”改为按资本每年给予定息。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扩大的中执委会议结束后，各地资本家一回去，便把毛主席、陈云同志和陈毅同志的讲话传达了。在党内，在工会系统也同时传达了毛主席和陈云同志的讲话。这样，全国的职工和资本家都轰动起来了。
　　在毛泽东同志同工商界代表谈话之后几天，陈叔通到我的宿舍来看我，提出要以全国工商联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发表告工商界宣言，号召工商界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说，现在全国总工会已经发表告全国工人同志的宣言了，如果工商界也在全国范围内发表宣言，对工作的进展不是很有利么?我把此事向陈云同志作了汇报，并送上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告全国工商界宣言的文稿。陈云同志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必须提交政治局讨论。当夜，即在中南海西楼召开政治局会议。因毛主席已离京休息，会议由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统战部列席会议的，除李维汉和徐冰两同志外，还有我。少奇同志先要我把事情经过和文稿内容作一扼要的汇报。我汇报后，即展开讨论，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可不可以让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全国范围内发表宣言。有几位同志坚持反对，理由是：我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怎能容许资本家在全国范围之内发表宣言呢?持反对意见的人越来越多，空气也就越来越紧张。就在这个时候，周总理问我：“问题是你提出来的，你的主张是什么?”我那时被那种反对的意见所动摇，于是说：“既然问题关系到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关系到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问题，那么，就让我明天去说服陈叔老吧!”恩来同志听到我这么说，就很严肃而亲切地对我说：“你是一个老党员，在中央统战部中，你又是分工主管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副部长。像这样大的事情，难道你没有反复考虑?没有考虑工商联发表宣言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利害?一听到反对的意见，不作进一步反复思考，就动摇起来，收回自己的意见，难道这是对党对国家负责的态度吗?工商联告全国工商界的稿件，我已经看过，内容是要求全国资本家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全国范围内发表这样一篇对工商界的宣言，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什么害处呢?对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有什么害处呢?为了社会主义改造，我认为可以同意陈叔老的要求，让全国工商联在全国范围内发表这个宣言。”陈云和陈毅两同志也同意总理的意见。少奇同志深思之后，决定同意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全国范围内发表推动工商界接受改造的宣言。
　　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扩大的中执委会议结束的时候，不但发表了《告全国工商界书》，而且发了向毛主席的致敬电。隔了两三天，毛主席从内地回到北京，叫我去汇报资本家开会情况，总理、少奇、陈云等领导同志都在座。主席问我“致敬电和告工商界书是谁写的?是不是共产党员写的?如果出自党员的手，就不好。不要自己吹捧自己。“我作了回答之后，周总理说：“这两篇都写得不错，致敬电写得颇有感情。”毛主席指示，把由胡乔木同志执笔，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和全国工商联的“告工商界书”及“致敬电”，印成小册子，作为基层干部和资本家学习的教材。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间，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会议。会前周总理抓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并准备了一个党内文件。会上周总理作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几个问题》的讲话。这次会议，为党内对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在思想上作了准备。
　　一九五六年一月，工商界要求全行业公私合营。这首先是在首都北京发动起来的，接着上海、天津等城市也纷纷行动起来。资本家在敲锣打鼓、放鞭炮声中，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为什么会进行得这么顺利?首先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资本家做了大量教育工作，使许多资本家认识到，资本主义必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资本家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党中央的带动之下，各省、市委和地委都大力地在做这项工作。其次，各地工人群众在党的教育和全国总工会的推动下，纷纷起来推动资本家实现公私合营。资本家之接受全行业公私合营，从多数人来说，是迫于形势的。这就是当时所流传的“大势所趋，不得不走”。再次，资本家中的进步分子，在这次运动中也起了作用。他们认为，与其后合营，就不如早合营。当时天津有这么一句话，“先买船票，可以先坐好船位。”刘少奇同志很重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实现公私合营，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一工作作了估价。他说：“资本家之接受公私合营，是从被迫到自觉的表现。”
　　五、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几个重要政策问题
　　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需要解决一系列的具体政策。现在把几个重要的政策述之于下：
　　第一，企业的清产核资问题。在这里，有两个相当突出的问题：(一)私营时期的公积金如何处理?国务院八办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同志，主张公积金归国家所有。理由是，私营企业的公积金是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归国家所有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这样，在清产核资的时候，公积金就不能作为资本家的资本，不能作为以后领取定息的资本。如果要让步的话，顶多把公积金的一半算作他们的资本。(二)私营企业、工厂的地皮如何对待?“八办”和中央工商局的同志认为，土地是没有价值的自然赐与，也不应作价算入资本。我当时认为同志们对于这两个问题的主张是有理由的，因而加以支持。当我向陈云同志汇报时，他考虑了一下后对我说：“你们的算盘，看来是打得紧了。这两个问题，需要慎重处理。”有一天晚上，陈云同志叫我同他一道去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听了我的汇报之后哈哈大笑，接着说道：“你真是学过经济学的，算盘打得这么精!私营时期的公积金，是资本家没有把利润拿走而留下来作为扩大生产的资本，怎能不在核资时算入资本呢?至于盖工厂的地皮，一般说，也是资本家用钱购买的，因而，地价也应该在核资时算进资本中。”毛主席又说：“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资本家既然交出了生产资料，我们在合营后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就应该从宽处理，不应斤斤计较，专打小算盘。陈云同志提出‘从宽’的方针是正确的。”另外，在清产核资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些企业是“资本不能抵债”的“倒挂户”。因为他们在私营时期，欠税、欠工资，而所欠债务又超过资产。李维汉同志提出对“倒挂户”不必追赔，予以“了结”。陈云同志同意这个主张。因而“从宽从了”便成为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时的政策。这个政策，使清产核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大大地加快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进度。
　　第二，定息问题。一九五五年十月间，陈云同志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扩大会议上宣布，把“四马分肥”改为“定息”。这是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的。解放初期，中央私营企业局起草并经政务院批准公布的《私营企业条例》，其中规定资本家每年从企业盈余中，先拿当年股息八厘，然后再分红利。照那种办法，资本家对企业盈余每年几乎要拿走一半。大约是在一九五三年，毛主席宣布了“四马分肥”的原则，把资本家的股息红利，限制在百分之二十五以内。扩展公私合营企业之后，合营企业得到的加工定货的任务特别多，企业每年的利润也增加得很快。如果让资本家继续拿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二十五，那就太多了。“八办”向陈云同志反映了这一情况后，陈云同志提出定息的办法，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但是，定息的息率定在什么百分比上呢?陈云同志要我提出一个具体方案。我便找中央工商局和“八办”的几位同志商量。商量结果，认为行业不同，息率也应不同，因而提出几个不同的息率，即四厘、五厘或六厘。陈云同志认为息率太多难于处理，决定一般五厘，个别企业可以提至六厘。陈云同志把这件事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并得到了主席的同意。毛主席在批准这个方案之后，由他的秘书通知我，陪陈叔通到颐年堂去见主席。主席向陈叔通询问了工商界的情况之后，就向他宣布：全行业公私合营之后，定息为五厘，个别可以高于五厘;时间是七年，如有必要还可延长时间。当时资本家对于定息息率的估计是“坐三望四”，即是说三厘不成问题，四厘只能是希望。陈叔通听到毛主席的指示之后，高兴得无法形容，急忙到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去传达了。
　　一九六二年秋，陈云同志找我去谈资本家的生活和定息问题，我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之后，陈云同志认为，如在一九六三年就停付定息，恐条件还不成熟。于是他同周总理商量，向毛主席建议对资本家的定息延长三年，即从一九六三年延至一九六六年。主席同意这个建议。到一九六五年的时候，总理同陈云同志又向毛主席建议，再延长定息两年，主席也批准了。但是文化大革命一爆发，再延长定息两年的决定，在实际上被取消了。
　　第三，一九五六年六月，在全国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陈云同志提出“企业核定资产在两千元以下的资方人员，本人的疾病医疗和病假期内的工资支付办法，都应按照本企业中职工的待遇同样办理;同时，企业核定资产虽然超过了两千元而有困难的私方人员，本人的疾病医疗和病假期内的工资支付办法，也可以参照本企业职工的待遇办理。”陈云同志所指的两千元，是指私方人员的个人股金，而不是指一个企业的整个私股的股金。有的资本家要求把范围扩大，有的主张取消两千元的界线，有的主张把两千元提高到五千元。对此问题，“八办”的同志作了比较周详的研究。研究结果认为，资本家的一部分人中，确实是存在着困难的;但是如果要取消两千元的界线，从当时的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考虑，将会给国家带来困难。而且，那时资本家都有定息，如果全部资本家都同职工享受一样待遇，是很难得到职工群众的同意的。事实上按陈云同志所提的办法，以两千元以下资产为标准，享受职工医疗待遇的私方人员已差不多占全部私方人员的百分之九十：而两千元以上资产的私方人员(不仅限于五千元，而且可以在五千元以上)如有困难，其本人的疾病医疗和病假期间工资支付办法，也可参照本企业职工待遇，这对公私合营企业的私方人员是相当宽大的。因此，公私合营后我们执行这个办法，资本家并没有反对。
　　第四，实现全行业合营以后，对企业的裁、并、转、合问题。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就是集中;资本主义工商业就是分散，就是无政府状态。因此，在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就着手对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进行裁、并、转、合。无论从理论上来说，还是从实践上来说，对实现公私合营以后的工商企业，适当地加以调整是必要的。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缺陷是，只考虑管理的方便，只考虑企业的精简，而忽略了对广大居民在生活上是否方便的问题，因而就出现了裁并过多、转合过多的片面现象。陈云同志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叫我到天津去看一看。天津有一条马路，路旁的商店由于合并都搬到其他马路上去了，于是这条马路就变成了空荡荡的马路。我回京向陈云同志汇报后，他说：“这种做过头的裁、并、转、合，其他城市也必然出现。”所以，在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召开的几次“全国八办座谈会”上陈云同志都要各省同志改正这种做法。但是，各城市有关各业主管部门的同志，并不热心，总认为集中便于管理，有利于精简机构。至于便利居民这个问题，并未能提到他们的议事日程上去。一直到一九五九年，有些城市在大力搞高级合作商店时，把一九五六年还没有并掉的小商店也合并了，原则是企业越大越好，并得越多越好。事实证明，这种不顾广大人民生活方便的片面做法，是我们对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在具体做法上的一个缺陷。
　　第五，陈云同志对合营企业中私方人员的使用，十分重视。他在几次全国八办座谈会上反复提出这个问题。他指出：“几十万个私营工商企业一下子实现了公私合营，我们哪里能一下子就派出几十万对工商业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干部?有不少城市，只好派出一批两条辫子的大姑娘去做政治工作;但是，业务呢?她们并不懂，这当然不能怪她们。我们必须善于团结教育资本家，必须善于调动资本家对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只有这样，企业的业务，才能搞得好。”早在一九五三年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时，工商界提出一个“爱国公约”。我向陈云同志汇报这个问题时，他很同意搞“爱国公约”，并对我说：“资本家的爱国公约，必须加